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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汕头一中69届高中毕业生林逸亮当年奔赴生产建设兵团前的一张户口、粮食迁移通知书的回执，时至今日，他已经整整保存了近半个世纪。尽管绉巴巴的纸张因长时间的折迭而开裂，然而，纸条中不管是印刷的还是钢笔书写的字迹依然十分清晰，红色印章也一目了然。如今，这纸回执早已成了一件难得的知青文物。

　　在这小小的一纸回执中，开首就是一段最高指示，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通知书，不必说，自然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并且还再三地强调，“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段当年时髦的语录下，是一行显眼的黑体字：汕头市革委会生产组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办公室通知，并附有文件号：（69）汕置通字第018295号。内文是：你光荣地被批准到广州军区生产兵团红岗场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希你接通知后，凭通知立即做好迁移户口、粮食等手续，至于何时集中出发及其他事项，由你所在区（或学校）另行通知。印截下是：1969年7月14日。

　　林逸亮收藏的这张“上山下乡通知书”，尽管已经是一纸存根，也就是16开纸那么宽，两寸来高的一点儿，却已经承载着一个年轻人命运。因为一纸通知书，当年年纪轻轻的他，和全国千千万万个知青一样，随之而来的，是命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生的坎坎坷坷和为此付出的不同寻常的代价。当时，林逸亮的父亲是省二建在韶关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人，母亲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家里兄弟姐妹四人，他就是老大，住的是向别人租赁的一处底层仅有二十来平方的简陋民房，其间还隔了一层楼阁。作为“红五类”的子弟，他在文革期间就是响当当的红卫兵，留守学校看“牛棚”，只是没参加红卫兵纠察队而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原本创作于上六十年代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首歌，便唱响了街头巷尾各个角落，激励着一代青年奔赴祖国的农村和边疆，为革命和建设贡献热血和青春，让人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特定的历史。谈起这首涤荡心灵的歌曲，林逸亮深有感触地说，“当年听到这段激越的旋律，自然会唤起我对火热生活的向往，尽管在海南兵团生活战斗仅有五年余，但生活的点滴却至今仍然还历历在目。随着岁月的冲刷，当年的一切若明镜在胸清清楚楚。我这才悟出来，当年的生活不属于自己，而应该属于那个火红的年代。”提起当年报名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事宜，时至今日，林逸亮还记忆犹新。那时候，他是家里的长子，也用不着父母操心，便自己在学校里报名参加了，还自己拿着这么一张上山下乡通知书，回家带上户口薄，到辖区派出所办妥户口迁移手续，又到粮食部门办妥了粮食关系迁移手续，将它们一并送到了学校工宣队去。

　　我们这一代过来人都知道，报名上山下乡时，要履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审批手续，需要经过所在学校的上级部门批准并下发通知，然后才能拿着通知书去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转移手续。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这张“通知书”对于准备离开城市的知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据此，可以领取粮票、肥皂、暖瓶等优待物品。

　　在林逸亮至今仍然保留着的那本记事本中，他当时还清晰的记录着，6月20日报名，6月22日写表忠书，7月14日办理户口和粮食供应转移证明，7月21日寄行李，7月24日下午15时登上建华轮，20时30分开船，26日上午5时20分到达秀英港。尔后，就是来到澄迈县的红岗农场，也就是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六师一团。

　　说起文革期间的表忠书，如今的年轻人听到了，自然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然而，对于我们这一代过来人，在当年可是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不外乎，就是“最最最敬爱的......”的四个伟大，然后就是“三忠于、四无限”等等一系列套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句必不可少的“忠不忠，看行动”。

　　一般来说，这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户口、粮食迁移通知书的回执，是不会保存在个人手中的。谈起至今仍保存着回执这回事，林逸亮沉思了一下回忆着说：“起因是高二连长江秋明私下找我，要我与另一个同学江壁淮一同去中坤场，并已发给去中坤场的通知书，我不乐意，要与陈汉彬同到红岗场，又刚好同学陈镇元要与同学刘毅森同去中坤场，经带队的工宣队同意，所以我与陈对换，才多出这页存根。”

　　来到农场，他们一行扺达七连的时候，即将入住的茅草屋，屋顶刚刚搭好，墙壁都还正在赶着糊。当晚搭置床铺时，湿漉漉的泥巴墙只好用一层塑料裱上，这才能把随身带来的蚊帐挂上。翌日起来，发现整个连队连一个公厕也没有，于是，又得在菜地旁开挖厕池，这么一来，才能把一个有男有女的红砖厕所盖上。在七连还没待多久，林逸亮他们又被调到开荒连去，整天的砍岜、烧岜、炸树头等挖山不止。紧接着，又被调到了武装连，除了白天挖山不停的强体力劳动，一大早起来，还得像军人一样的紧急集合、操练、跑步等。武装连的劳动强度可更大了，并且还都是传递式接力的，谁都偷懒不得，并且一干就是几个月不停。有一天，林逸亮他们正在修筑一条15连的公路期间，指导员来到他跟前，让他停下手中锄头，告诉他，即刻去卫生队学习。就这样，四个多月的短暂培训，林逸亮又回到武装连，当上了连队的卫生员。那时候，整个连队四个排百多人，清一色的全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子，一个女的也没有，后来才组建了女子排。

　　武装连的驻地就选择在农场所在地一个乡村的民房里，连队的卫生室也成了当地农民的卫生站。四乡八村的农民大凡有个头烧额热，都会让林逸亮出诊，即使是半夜三更也毫不例外。每逢有农民上门，林逸亮二话没说，穿上衣服，背上药箱，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提起一把棍子就上路了，这棍子为的就是防狗防蛇的。林逸亮在武装连当卫生员的那阵子，一方面，他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出席了团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另一方面，卫生员的工作又让他常能腾出时间，阅读了《苔丝》、《简爱》、《悲惨世界》、《基度山伯爵》、《红楼梦》、《水浒传》等等的大量中外名著，开拓了视野。就在这个时候，在省二建某处当上工会主席的父亲来信告诉林逸亮，两个弟弟分别跟着省二建去了韶关及兴宁两地参加三线建设，家里仅剩下母亲和妹妹。林逸亮的两个弟弟，一个小他3岁，一个整整小他12岁。原来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在他来海南的前一年患急性白血病去世，最小的妹妹在他来海南时还不满周岁。经父亲来信这么一说，林逸亮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身为家中长子的他，当初，凭着一股劲儿，在社会大潮的推动下，来到了椰林海岛，而今，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接触面的扩大和见识的增长，开始萌发了奋发自学，努力摆脱当前困境而走出海岛，返回家乡服侍年迈的母亲的念头。于是，他想尽办法寻找机会。

　　1973年9月，林逸亮得悉农场知青可以报名参加中专招生时，高兴地报了名，中旬参加了集中考试。考毕后，还顺利通过了体检。然而，却没获录取消息。其时，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向他透露，是卫生队不愿放人。错过了一次机会，不久又有大学前来招录工农兵学员，他报名了，连队却不让他参加，派了一个女的去。这个女的不是知青，而是转业军人的后代，她的父亲当时就在一个连队当指导员。由于当时农场的特定历史背景，这个女的可说是倒滴没有几点墨水，文化课考试当然就过不了关，因而悻悻而归。如今，当林逸亮回忆起这码事，他颇为叹惜地说，倘若那时不是这个女的“走后门”，换作他去，别说仅仅是文化课的考试，再大一点的难度，他都不会落下。

　　中专、大学招生，林逸亮报名，不是过了关不愿放人，就是根本就不让他应考。无奈之下，他只得另辟渠径，选择了病退回城的办法。他知道，大会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腰疾一定有问题，跑到海口兵团总医院一查，果然不假，诊断的结论，就是“第一、二腰椎陈旧性压缩性骨折”，也就是说，是骨椎与骨椎之间变型。于是，1974年8月，在林逸亮的记事本上，又出现了：6日下午病退通知书送达，12日交班完毕，16日上午办妥户口、粮食转移证，领取五年工龄的182．5元退职金以及旅差费50元，17日打好通行证，19日办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21日到司令部领取档案，22日上午7时多乘场部解放牌汽车，于11时多到达海口市。

　　如今的年轻人，听到通行证这三个字，或许会觉得莫名其妙，不可理解。然而，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前，那个什么都凭票证供应的年代，既然一纸薄薄的户口、粮食迁移通知书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命运，那么，人们进进出出都得凭一纸通行证购买车船票，登记沿途旅馆的住宿，也就是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的事了。

　　1969年7月24日林逸亮乘坐建华轮离开汕头，奔赴海南；1974年8月25日他又登上红卫轮离开海口，走上了返回汕头的道路。在红岗农场这片土地上，他整整度过了五年零三十二天。这一切，都与他珍藏了这么多年的这一纸户口、粮食迁移通知书紧密关联。哎哟，都是这么一纸通知书，紧紧地将他的命运牵连在一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户口迁移与这次运动的成败有一定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计划经济体制指导下，中国建立了现行的户籍制度，使城镇户口粘附上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要素。户口与利益要素的粘连还不仅仅造成了二元户籍制度，更主要是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由于城市户口粘连了很多利益，具有城市户口就变成社会上的上等公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本来是属于上等公民，一纸户口迁移通知书便强行把这一大批人变成了下等公民。从内心来讲，谁都是不情愿的。为了把户口迁回城市，曾几何时，曾经搅乱了整个社会风气。由此可见，这一纸户口迁移通知书所包含的份量。